“一个直播间，一个手机和一个账户”就能直播，同质化的MCN机构养肥了超级大主播，但却鲜少有意识琢磨后端供应链与终端服务。在九堡流传着“人在城乡结合部，心在巴黎时装周”这样的一句话，是那些网红主播们颇具割裂感的真实写照。
随着电商生态“马太效应”的加强，基于成本等更现实的考量，无论对商家，抑或是人才来说，杭州的吸引力似乎已不如往昔。
“杭州太卷了。”2020年，从南京某财经类本科毕业后，李想来到杭州一家MCN机构从事电商运营。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杭州增加的人口约为323.6万，仅2020一年，杭州便创下了新增人口近160万的亮眼数据。
据杭州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0年，杭州市新引进35岁以下大学生有43.6万人，人才净流入率持续保持。
由于对互联网大厂的向往，李想开始了自己的杭漂生活，但一年多以后，他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山西太原。“因为太想要双休了，卷了一年多，实在是卷不动了。”在李想看来，“杭州性价比”也很低，“杭州挣钱杭州花，这里的房价让我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盈利与快速扩张的渴望让杭州的电商氛围笼罩着一层浓浓的赛马气质。
从曾经残酷的“北上广”到如今的”北上广杭“，在豆瓣“拜拜啦一线城市”小组内，杭州成为了年轻人常提到的“逃离据点”之一。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围绕“逃离杭州”的话题下有人这样写道：
“我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了，在小县城待着也挺好。”
撕开滤镜，“电商之都”由虚入实
“汽车驶进金华以南地区，只见公路两旁不时出现一块块木牌，上书‘货运温州’‘货运山东’等字样，这是我在江苏未曾见过的新鲜事。”
时间调转回上世纪80年代，当76岁高龄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来到浙江温州时，曾记录下对温州这样的印象，后来由他提出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成为了中国民营经济引人瞩目的两大经式，与“温州模式”类似，依赖于浙江茁壮的民营经济土壤，杭州的电商产业发展也可以被视为个体创新的重要组成部
分。
遗憾的是，杭州电商发展似乎并没有形成坚固且可复制的模式，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直播电商航向骤转的年代里，杭州的电商生态并未建立起可抵抗风浪的壁垒，它的成长依赖大企业与大主播，它的减速也同样如此。
这是一种典型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