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就业机会方面，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除创造新就业岗位、增加大量就业需求外，还提高岗位的匹配效率。曾燕提到，过去求职者需要前往人才市场寻找就业机会，但在数字经济的加持下，网络面试大大降低了求职成本。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期间，网络面试克服了空间阻隔，在提高岗位匹配率、促进灵活就业上起到积极作用。但数字经济也会由于其智能化特性，不可避免地淘汰部分岗位。不过，其在完善就业结构方面仍然发挥着促进不同性别、年龄、学历求职者获得平等就业机会的作用。
在创新与消费等方面，曾燕表示数字经济可以激发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创新，促进企业产品生产、营销模式创新，推动技术开发模式创新。同时，数字经济会改变消费方式、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激发新消费者剩余的产生，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收入差距方面，曾燕坦言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扩大省份间收入差距，但会减少城乡间收入差距。曾燕提到，“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使得数字技术红利更多倾向于发达地区，这可能会给省份间的收入差距带来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怎么样更好发挥数字经济辐射效应，而不是它的虹吸效应”。例如，通过物联网和平台下沉打通城乡资源与消费需求、通过数据共享促进城乡之间协调发展、推动数字化转型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
除了制度保障还要建立优良运行机制
曾燕在讲座中也表示，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加剧、数字基建核心技术攻关任务艰巨、数字经济顶层设计有待完善、数字人才紧缺、信息与网络安全保障不足、数字经济理论滞后等。
对此，曾燕有针对性地提出几项建议：首先，需要抵御全球不确定性的冲击，例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等；其次，要弥补数字鸿沟，例如加强数字基建，提高相关人员的数字素养、布局和推进数字基建与核心技术的研发。此外，要扩大数字人才队伍，发挥理论引导作用，保障信息与网络安全等。
在对话环节，曾燕还与系列对话主持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郑跃平共同探讨如何应对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中的风险问题。曾燕说，构建数据要素市场还面临数据所有权与使用权如何辨析、数据如何定价等问题，目前行业内也在探索解决方法，比如隐私计算，“它也会有一定局限性，但随着探索不断深入，至少在某些方面它是可以解决的”。
虽然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困难重重，但曾燕认为数据要素市场是健康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必要途径。除了制度保障，在市场运作过程中也要建立优良运行模式和机制，以保障数据要素市场稳定发展，推动数字经济繁荣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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