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大家虽然知道湿地、森林、湖泊等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到底有多大价值？依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GEP核算让这个结果更清晰。“GEP核算出来的‘价’，可以在人们知道每一寸土地的生态价值，进而引导各地加快发展生态旅游、乡村民宿、森林康养等幸福产业，变‘美丽风景’为‘美丽经济’，把金山银山做大。”
推动GEP核算成果在绿色发展财政奖补、国土空间管控、环境治理评估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建立完善以GEP核算为基础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机制，探索开展项目级的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更好发挥标准的带领作用。
近年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强力推进污染治理，到开展环保督察；从试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到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政绩考核体系，顶层设计日趋完善、制度建设纲举目张，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建立起相应的宏观指标，既可以作为量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也可以作为干部考核的定量指标，同时作为生态效益补偿和自然保护、生态修复成效提供量化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开展GEP核算，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
立足生态资产核算的需要，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研究需要至少明确两部分内容。第yi， 某项生态系统服务有多少受益对象， 这些受益对象在哪里， 能够受益多长时间？在生态资产研究的成本收益核算中， 生态工程的成本往往是相对易于核算的， 而收益尤其是生态资产的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例如， 生态系统的产水量提升并不表明这部分水资源一定产生了社会价值。识别不同受益对象的受益强度， 可以更有效的判断人类社会真实得到的生态系统惠益， 从而降低收益核算的误差。第二， 针对定向流和全向流， 生态系统服务在向受益对象空间传递时， 空间溢出范围有多大，矿山监管， 或者空间溢出强度有多少？针对以某一区域人群福祉提升为目标的生态工程， 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估算后， 需要扣除该服务向需求区域传递过程中产生的损耗， 即明晰其对非受益对象的溢出过程。这是由于在溢出区域， 服务的传递没有被服务需求方直接使用， 并未产生使用价值。在生态资产计算中如果将这部分溢出的服务也统计在内， 会对成本收益核算的精度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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