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藏清代袁江十二开《山水人物》图册创作于康熙五十九年(172年)。此小写意图册构图精妙，手法多变且盎然，不仅表现出袁江高超的界画技巧，更展示了其在水墨、色彩以及人物传神方面的综合能力，丰富了关于袁江绘画技法、风格研究的图像材料。本文在图像分析的基础上，就有关袁江的文献展开比较和辨析，着重探讨美术史界存有争议的袁江是否供奉内廷一事，认为袁江在雍正年间祗候内廷的记载基本可靠并提出相应理据：《国朝院画录》实际上肯定了其"曾入画院"为事实；图册中"臣江印"的钤印打破了袁江无"臣"字署款作品的说法，对于袁江身份具有重要的补证作用；《国朝画征续录》成书时间与画家所处时代有所交叠，其中"宪庙召入祗候"的记载更为可信。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代缂丝大威德金刚曼陀罗是元代宫廷艺术和藏传佛教艺术的巨迹，本文结合前人成果，较为地介绍了这件缂丝曼陀罗的材质、内容、图像学阐释、供养人情况、纪年推定，以及它所反映的元代宫廷"织御容"和缂丝织造工艺。本文结合史料与逻辑分析进一步认定帝后供养像制作于元文宗第二次登基之后、元明宗皇后八不沙去世之前(133-1332)；当时的监制官员明里董阿不但是拥立元文宗的重臣，而且是元明宗的帮凶，题记中称元明宗为"皇子"，暴露了元文宗君臣的虚弱内心；"织御容"的起源则与蒙古人萨满教以纺织品制作祖先像的传统有关。在织造工艺上，这件曼陀罗兼有来自西北与江南的特色，本文认为它更可能分块织造于杭州，然后运至大都缝合，但是织造匠人却主要来自西夏或回鹘。晋侯墓地中，历代晋侯与夫人均采用了"异穴合葬"的埋葬方式，除表明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已确立外，也凸显了作为嫡妻的夫人与晋侯一样，拥有超越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力与地位，是夫妇关系强化的重要表征。每组晋侯与夫人的墓葬中诸多方面都是大致相同的，尤其是异穴合葬双方的葬式、墓葬的朝向等都达到了近乎惊人的一致，可见埋葬者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这是夫妇二位一体性别观念在墓葬制度中的真实反映。而晋侯与夫人墓中随葬品等方面的差异则体现了贵族阶层夫妇间的性别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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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办了专家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制作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最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此次专家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12年开始，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对明铁佩城址进行了五次大规模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显示，明铁佩城址是包括内、外两重城垣的大型城址。发现的重要遗迹和遗物，为建立该城址及其所处的费尔干纳盆地出土遗物的时代序列和城址的年代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普陀宗乘之庙古建筑保护修缮工程是承德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规模、投资最多的单项工程，通过对该庙古建筑及基址进行科学、系统、的保护修缮，排除了古建筑的安全隐患，使普陀宗乘之庙得到了科学有效保护，保存、延续了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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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釉凸线纹瓷器是宋金元时期北方磁州窑系诸窑场中常见而具有鲜明特色的黑釉产品。本文以罐这一典型器类为切入点，根据其装饰特征和形制变化，并参考出土单位早晚关系等，将黑釉凸线纹瓷器的发展演变划分为萌芽、繁荣、衰亡三期，年代分别为宋末至金代前期、金代中后期、金末至元代；在此基础上，指出其兴衰与磁州窑的市场地位、社会生活背景及人们的审美密切相关。此外，笔者推断黑釉凸线纹技法直接源自白釉凸线纹碗盘，后者可能是受定窑"出筋"技法启发而成。至于初创窑口，目前学界有"鹤壁窑说""钧台窑说""观台窑说""磁州窑说"等四种观点，本文倾向于最后一种；其创烧年代应在宋末金初，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北宋中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