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及对策建议
一、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化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改
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在开放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
吸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始终居于投资领域的主要位置，尽管也有一些企业走出国
门开展跨国投资经营，却由于规模不大，对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
但是，近年来，
对外直接投资单向流入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2004 年以来，随着总体
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
对外直接
投资金额从 2003 年的 28.5 亿美元扩大到 2015 年的 1,456.7 亿美元，增加了 50 多倍。
2012~2014 年，对外直接投资连续 3 年位居三位，2015 年更进一步，成
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而且首次实现资本净输出。
对外
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势头在 2016 年仍将延续。
根据商务部统计，2016 年季度
累计实现投资 4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55.4%。
目前，的直接投资基本形成双向
流动的格局，成为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和输入“双料”大国，对经济的影响力进
一步提升。
随着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的深入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
迅猛发展，崛起势头令人瞩目。
然而，在这一进程中，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和
遭受的巨大损失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
10 多年来，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风险的报道不断见诸媒体，特别是一些重大投资项目的失败，如 2009 年中铝
报价 195 亿美元收购力拓部分股权的并购交易失败、企业在利比亚约 200 亿美
元的投资因为利比亚内战而遭受损失等等，更是引起的广泛关注。
如何有效
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保护投资利益，是和企业面临的迫切任务。
学术界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同样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围绕风险状况和对
策措施开展了不少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从企业和项目层面分析对
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类型，进而提出风险防范措施。
有的研究按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可能面对的风险类型，通过模型估算不同风险因素的影响程度，评估对外投资风险（刘
旭友和颜晓晖，2008）。
二是对某一类别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
如对汇率风
险、风险、制度和文化风险等特定风险类型进行分析，提出风险的量化评估方
法（孟凡臣和蒋帆，2014）。
三是聚焦特定地区或特定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例如，有的研究关注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钟春平和
潘黎，2015），有的则聚焦能源、金属等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状况（翟玉胜，
2015），针对直接投资风险问题对今后的相关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总体来看，现有
文献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类型的理论分析及防范，缺少对
对外投资风险宏观特征的总结研究，因而对国家整体对外投资风险的判断仍是基于
总体印象。
本文尝试利用相关数据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特征进行归纳，在此基
础上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风险类型和来源，进而提出防控风险的对策建议。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风险特征
很多文献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状况的总体判断大多基于对投资失败的频度
和金额的主观印象，但由于缺少统计数据的支撑，无法得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更为客观的特征分析。
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的投资追踪器（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tor，CGIT）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为我们提供更为
直观的基础数据。
尽管其统计口径与商务部有所差别，但巧合的是，两者的统计结
果却基本相同（Scissors，2012）。
从近 10 年来 CGIT 对对外直接投资交易的
追踪数据来看，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具有以下特征。
，从发生次数看，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发生的频率高。
近些年来，关于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报道屡见不鲜，海外投资危频发、总体成功率不高的
形象几乎已成为普遍共识。
有专家认为，“企业在海外投资总体来讲是不成功
的，有 2 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 以上是亏损的。
”①根据 CGIT 的统计，
2006~2014 年上亿美元规模的对外投资共 694 起，其中的问题投资（所谓问题
投资是指签署投资协议后，因各种风险而无法正常进行的交易）共发生 144 起，平
均每年近 16 起，问题投资发生率达到 21%。
从时间趋势看，问题投资的数量逐步
多，2011 年是高发期，规模过亿的问题交易发生 23 起，当年问题交易发生率高达50%。
之后，这一数字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第二，从资金规模看，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涉及的投资规模大。
通过问题投资的
总额和项目平均规模可以充分描述这一特征。
首先，对外直接投资中发生风险
的投资总额巨大。
在 2006~2014 年期间，有 4 年对外投资中发生风险的投资金
额 高 达 350 亿 美 元（ 见 图 1）， 相 当 于 2014 年 全 球 第 12 大 对 外 投 资 国 ——法 国 的
对外投资额。
这 9 年对外投资中的问题投资额累计 2,313.7 亿美元，占期间对外
投资总额的 41%。
其次，发生风险的单项交易规模庞大。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每年
发生风险的问题投资平均规模都超过 10 亿美元（2010 年和 2012 年问题项目平均规
模为 9.8 亿美元），2006 年问题投资的平均规模，超过了 38 亿美元。
铝业
2009 年以 195 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力拓公司股权失败，更是创下近些年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风险规模的纪录。
第三，从行业分布看，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高发行业相对固定。
从总体情况看，
能源和金属矿业是近 10 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高发行业。
根据 CGIT 的数据
计算，2006~2014 年，能源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发生风险的资金规模累计达到 709
亿美元，占全部问题投资额的 31%；金属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发生风险的资金累计达
到 689 亿美元，占全部问题投资额的 30%。
从年度情况看，对外直接投资风
险发生的行业高度集中，每年 80% 以上的投资风险发生在 3 个行业。
其中，能源
和金属矿业是对外投资风险高发行业，除个别年份外，这两个行业一直位列对
外投资风险行业排名的前三位。
如图 2 所示，2006 年交通运输业问题投资占比为
21.8%，取代金属矿业成为排名第二的投资高风险行业；2007 年农业的问题投资占
比为 37.2%，仅次于能源业，居于第二位；2008 年金融业投资失败占比为 65.2%，
成为问题投资金额的行业；2010 年技术投资失败占比为 36.5%，超过能源业，
排名第二；2011 年不动产投资失败占比为 23.6%，超过金属矿业，排名第二。
第四，从地理范围看，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发生区域相对集中。
从投资风险
案例的发生次数来看，在 2006~2014 年期间，在澳大利亚的对外直接投资爆发
风险的次数最多，共 22 起；美国和欧洲紧随其后，在两地的直接投资分别有 19
起问题投资。
从问题投资项目涉及的资金规模来看，在澳大利亚的问题投资项目涉
及的资金规模，高达 464.2 亿美元，这与在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
矿业有关；在西非地区次之，问题投资规模为 371.2 亿美元；欧洲和次撒哈拉非洲分
列第三和第四，问题投资规模分别为 340.7 亿美元和 308.5 亿美元。
从年度数据来看，
澳大利亚、美国、次撒哈拉非洲和西亚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发生率的国家
和区域，与统计期间内的投资风险区域分布总体一致。
三、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类型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开展的跨国跨地区的投资经营，需要面对不同于母国
的商业环境，企业将比在国内投资面临更多更复杂的投资风险。
实业界和学术界对
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进行了大量研究，按照不同的应用目的和分类标准把投资
风险划分为不同类型。
加拿大银行家纳吉根据国别、投资主体、触发因素、资金用途、
风险发生的原因和严重程度等 6 类标准将对外投资风险进行分类，有的研究则将多
种风险因素综合起来统称为国家风险。
大多数研究则按照东道国的、经济、社会、
文化等层面加以分类。
为更、更清晰地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可以综合上述不同的
投资风险分类方法，采用投资风险矩阵来描述投资风险的总体情况。
如表 1 所示，
矩阵的行表示风险的影响层面，依照影响范围的大小可以划分为风险、国家风险、
行业风险等不同层次；矩阵的列表示风险的来源分类，依照风险来源的不同可以分
为风险、经济风险、社会文化风险等。
根据研究的需要，风险的划分可以进行
细分或者整合。
（一）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是指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给对外直接投资造
成的风险。
当前，一体化达到了历史新高度，相互影响、相互联系、
相互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经济形势的变化将会直接影响跨国公司
的经营环境，甚至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巨额损失。
风险主要包括 3 方面内容：
一是规则变化风险。
进入 21 世纪以来，WTO 的影响力逐渐衰减，区域一体化
快速发展，经济被各种区域性协定分割为一系列重叠交叉的经济集团，每个经济
集团的规则不尽相同。
颇具影响的 TPP、TTIP 都在制定更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规则，
谋求重塑经济规则的权。
规则变化将直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
际制度环境。
二是经济动荡风险。
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各经济体
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一些重大经济事件的扩散范围和影响程度显著增加。
2008 年
金融危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经济至今仍未从危中复苏。
在经济
形势低迷的压力下，各国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直接投资环境不容乐观。
三是国
际风险。
进入 21 世纪，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改变了经济和力量对比，
格局正在重构。
主义对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中东地区的
动荡和大国干涉使这一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
诸如此类的因素产生的影响不仅
局限于单一国家范围，而是更为广泛地作用于对外直接投资。
（二）国家风险
国家风险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风险
的研究。
随着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国家风险包含的内容也逐渐丰富。
一般来说，国
家风险主要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面临的国家宏观风险。
依据不同的风险
来源，国家风险主要包括国家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和社会文化风险。
国家风险是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由于东道国的、法律和政策
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给外国投资者造成财产及其权益的损害或损失。
从其作用范
围和表现形式来看，国家风险包括东道国对外关系变化、制度或政权更迭、
内战或、国内民族矛盾激化、治安恶化以及出于保护主义等原因采取的干
预措施。
冲突和政局动荡等风险往往会造成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无法经营或
者既有资产被完全侵占的情形，其造成的损失远甚于市场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风险是指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给跨国投资造成经营不
利，带来利润乃至资产损失。
每个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运行都有其内在周期，在扩张
和衰退之间循环往复。
同时，各种外部冲击也会给经济体的运行造成波动。
宏观经
济风险主要包括经济活动和价格水平的波动，从经济指标来看，通常表现为东道国
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就业形势恶化、收支失衡、汇率和利率水平的波动等等。
社会文化风险是对外直接投资面对的第三类国家风险因素。
社会文化是由特定
人群在历史发展中创造并对社会群体施加广泛影响的各种社会规范和文化活动的总
称。
它包括社会结构、社会风俗和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和
文化传统等众多内容，与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具有独特的地域、民族或
群体特征。
当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社会文化存在较大差异时，往往使对外直接投资的
生产经营活动面临更多风险。
（三）行业风险
行业风险是指由于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对某行业生产、经营和投资偏
离预期结果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行业周期、技术变革和政策变化等是引发行业风
险的主要因素。
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在关注风险和国家风险外，同样需要
研究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对于化程度较高或者敏感性强的行业，
在作出投资决策时更应充分论证，以保证投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1、 外汇登记，odi登记是什么，需要多长时间，代办贵吗
2、 有很多成功案例，37号文登记全套代办可以吗
3、 我们16年就开始做了,税务问题托管，后续的维护成本，金额多少合适,证书办理背景
关于境内企业对外投资，必须满足哪些条件，给出回复如下:
1、对外投资，其境内企业必须成立满一年;
2、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的款项不能大于境内企业注册资本;
3、境外设立的企业，必须与境内企业的行业有关联;
4、对外设立构成立后，从第2年起，每年的6月30日前，必须向外汇管理局提交年检报告;
5、境内企业对外投资，必须前往企业所在地的商务部对外合作处，办理投资备案证书;接着又到市商务部及发改委咨询了办理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备案证书的流程及细节终协助该公司拿下了商务部发改委的两个对外投资的批文
6、在整个咨询过程中，没有一个部门可以统一详细的解答全部流程，每个部门只负责自己的那部分环节，无论从精力还是时间来说都给企业增加了不少的负担。
对于整个环节而言，办理对外投资备案证书是前置的环节，特别是投资项目情况说明，是批准备案项目的关键。
37号文登记,返程投资，外汇登记，odi登记证书
7、公司介绍我司是一家的跨境商务咨询公司，主要从事跨境投资（ODI）设计及落地、红筹和VIE设计及落地、返程投资设计及落地、进出囗咨询等方面的团队。
8、经过多年在这一领域的深耕，我们已为上百家企业的海外投资和并购、红筹和VIE设计的审批环节提供了咨询方案，为众多的企业架设起从境内到境外，从境外到境内的合法的资金通道。
9、我们这部分客户中的15%是上市企业。
让资金的进出境合法、合规，为企业的“走出去”保驾护航，是我们的理念。
在咨询项目中，我们往往能提供独到观点及真知灼见，这也是我们为客户服务的过人之处。
这些真知灼见的背后，是企业每年数亿美元的跨境投盗项目。
业务范围： 1、公司构架规划，境司设立、跨境税收筹划、离岸豁免
2、ODI（企业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备案办理
3、FDI（境外融资及返程投资个人odi备案直接投资）备案办理
4、37号文境外融资VIE架构搭建"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风险
虽然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但毕竟发展时间较短，总体上
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投资风险的预防和抵御能力相对不足。
CGIT 统计的 2006 年
至 2015 年上半年问题投资共 153 项，笔者据此查找相关材料，其中 102 项有关
于交易风险的报道和研究，其余交易未找到相关资料。
在 102 项投资风险中，外部
投资风险主要有 4 种，其中 18 项属于东道国动荡，14 项属于保护主义，7 项属
于袭击，6 项属于社会文化因素，其他风险主要是商业风险和审查问题。
，东道国动荡。
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分布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等
发展家和地区。
由于历史和原因，这些地区民族矛盾突出、局势混乱，
很多国家经常发生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使跨国投资面临很大的风险。
例如，
2011 年利比亚爆发内战，反对派通过进攻推翻卡扎菲政权。
受内战影响，各
大公司在利比亚及各项工程基础设施、设备和材料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国家动用
陆海空交通工具将所有在利比亚人员接回国内安置，专家估计相关损失超过 200 亿美
元。
①
第二，主义袭击。
由于意识形态、民族矛盾和宗教等因素，社会中某
些极端组织或个人不断制造事件，试图达到经济或目标。
中资企业遭遇的
袭击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中东国家，这些国家因为种族、历史和原因是
活动的多发地。
2009 年 11 月 1 日，紫金矿业集团在秘鲁北部的奥兰布科铜矿遭遇武
装人员袭击，3 名当地雇员死亡，矿场设施被焚。
2012 年，在苏丹、埃及等地发生
多起、劫持工人事件。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2015 年，共发生涉
及企业构的各类境外安全事件 345 起，①袭击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
的重大威胁。
第三，保护主义因素。
保护主义一直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巨大障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主要趋势，但与此同时，限制外国直接投
资的保护主义在一些国家却时有抬头。
2008 年金融危爆发后，保护主义再次
在泛滥，并呈现出新的形式。
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的对外直接
投资以资源获取型和技术寻求型为主，而资源行业通常是东道国要保护的支柱产业，
高新技术则因为东道国为保持技术优势而限制外资介入。
特别是在经济实力
和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资源掠夺论”、“技术窃取论”等更成为
限制投资的借口。
例如，曾引起高度关注的铝业并购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失败，
华为公司在美国收购 3COM、2Wire、Sprint 等公司相继受阻，保护主义作祟是重要
原因。
第四，社会文化风险。
长期以来，企业在海外拓展市场时，一般仍采取国
内拓展市场的模式，高度依赖各国和精英阶层，走“上层路线”。
在非洲、亚
洲及拉美一些国家，企业抓住遇与东道国展开了深入合作，迅速打开局面，
进入当地市场。
但是，有些企业却忽视了当地的社会文化传统，不重视与基层民众
的公共关系，未能与当地社会很好地融合，从而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埋下隐患，最终
酿成生命财产损失。
例如，在 2012 年，赞比亚的一个中资煤矿因劳资爆发冲突，
导致中方的一个经理被杀害，中方与当地员工在社会价值和文化传统方面存在的明
显差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防控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对策建议
在“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商务部预测对外直接投资在
未来 5~10 年有望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因此，提升风险预防和应对能力，是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的的重要保障。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复杂性，从国家
层面而言，预防和应对风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任何局部性措施都难以取得良好效果。
应着力制定系统性投资风险防控解决方案，调动国家、社会、行业和企业等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构建多层次投资风险防控体系。
（一）加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法制建设，为对外直接投资权益提供法
律规范
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步伐相比，对外直接投资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
现有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法
规主要是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一些地方出台的地方性
法规。
虽然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法规不断完善，但是各种法规之间缺乏统筹规划，
系统性和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既不利于法律实施和权益保护，也不利于企
业遵循和把握。
应尽快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优化整合现有的部门法规，建
立既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又能保护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法律体系，为防范对外直接
投资风险提供法律规范。
（二）积极参与投资规则制定，为对外直接投资争取制度
保障
在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拓展的趋势下，规则对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的
影响日渐加强。
作为新兴经济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在投资规则重构中发
挥更大作用是形势的客观要求。
一是要积极参与和推动多边投资协定的制定。
当前，
WTO 的投资协议已经不能满足直接投资发展的需要，美国极力推动的《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议》（TTIP）试图提出更高标
准的投资规则，一旦达成协议，将对造成不利影响。
应继续维护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规则，利用现有规则维护对外直接投资利益，同时积极推进
WTO 协议升级。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APEC、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一体化
制的深化，主动构建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网络。
二是要高
度重视双边投资协定（BIT）的签署与升级。
BIT 是应对动荡的重要法依据，
大多数 BIT 都规定了东道国在发生动荡情形下应当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责
任。
已经与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投资协定，①但绝大多数签订于 20 世纪
90 年代，大多都没有规定“完全保护和安全”条款。
应尽快修订、升级这些协
定中的相关条款，同时与尚未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开展谈判。
（三）完善对外直接投资制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应对保护主义
阻挠
分析缘于保护主义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可以发现，这些案例一般都具
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投资行业较为敏感，如石油和矿业大多属于东道国的经济支
柱，高科技产业则具有保持东道国竞争力的技术优势；二是投资规模较大或此前已
有一定规模的国内投资，容易引起关注，形成话题效应；三是投资的国有企业背景，
指责企业海外投资承担着国家任务是西方国家经常使用的借口。
有鉴于此，
一方面，要做好对外宣传工作，阐明的和平发展道路和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减少国外对的误解和歪曲；另一方面，应完善对外直接投资
制，规范行为和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明确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和相应的责任，
避免直接介入具体投资项目的决策管理，同时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
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运用灵活的对外投资策略，通过分批增持、联合投资和间接
持股等方式减少保护主义的干扰。
（四）发展安保服务产业，保护对外直接投资的人员和资产安全
跨国公司聘请安保公司保护公司的人员和资产安全是通行做法。
大型
国有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和国有银行等，自 2006 年起就开始雇佣安保公司
提供安全服务，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但是，总体来说，海外投资企业
的安保服务仍有所欠缺。
一方面，很多企业的安保意识不强，认为没有必要投入资
金应对小概率安全风险；另一方面，海外安保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海外安保服
务基本上由跨国安保巨头垄断，海外投资企业购买安保服务不得不接受其昂贵
的垄断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海外投资企业的安保形成了制约。
由于
海外投资企业的安保需求仍有很大缺口，海外安保产业颇有发展空间。
应在《蒙
特勒文件》和《私营安保服务供应商行为守则》两个文件为核心确立的安保产
业规范下，进一步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以市场导向为基础、以科学监管为前
提的国内安保产业政策体系，引导和规范海外安保产业的发展，为海外投
资提供安全保障。
（五）实行本地化经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化解社会文化风险
对企业跨国投资经营而言，化解社会文化风险是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
一方面，
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应充分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实行本地化经营。
本地化主要是尊重当地社会文化习俗和法律制度，雇用、吸收优质的本地人才加入
企业管理队伍，在企业经营中与本地厂商形成紧密的利益关系，这有利于减少社会
文化摩擦成本；另一方面，企业应注重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当地的就业和发展，保
护生态环境，扩大与当地民众的文化交流，推动和谐发展。
（六）建立信息发布和研究制，为风险防范提供信息和研究支持
及时准确的风险信息发布和对策研究是防控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前提。
要加强
大使馆、媒体记者站等驻外构对东道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国情信息的发
现和搜集能力建设，建立及时有效的信息发布制，建设资讯综合发布平台，加强
不同来源信息的共享互联，及时为企业、研究构和社会大众提供信息。
引导和支
持国家智库、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积极开展问题研究，形成和国别研究
网络。
应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既要研究风险和东道国形势，关注东
道国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政党格局和态势，也要研究当地的经济社会
发展，关注社会变迁、宗教文化和法律政策，注重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和综合性研究，
提升形势分析和预测能力，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提供研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