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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文物是中华文明珍贵的历史遗存。世纪末2世纪初，大量龟兹文物被英、俄、法、日、德等国以考察之名掠走，流失海外。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龟兹文物，大部分是沙皇俄国时期别列佐夫斯基考察队和奥尔登堡考察队从龟兹带回，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小部分为苏联在二战胜利后辗转从德国带回，主要为壁画，这些壁画一部分的原始出处为新疆克孜尔石窟。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对龟兹壁画进行了修复，且在少数展览、图录中展示过一些龟兹文物，但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和利用。流失海外的龟兹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在29年开展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中，河南省新安县发现了两通清代碑刻。《禁赌碑》记载了乾隆年间当地村民禁赌一事，指出赌乃"无益有害"之首，并公布禁赌之约，又言及朝廷禁赌之律，是研究清代禁赌律令的重要资料。《万善同归碑》记述了泰山庙的地理位置、建筑规模、禘祀神主及重修大殿的意义与过程，突出了"万善同归"、人与自然和谐的碑文主题；该碑刊立处为青要山，为研究古青要山地望提供了新资料。风穴寺不可能始建于北魏，更不可能是唐代所建。事实是：东汉费长房时代此地已有遗迹，风穴寺峡谷内的漫山遍野的柏树最初系人工栽植，古香积寺门口的两棵柏树："一捧伞""三炷香"系汉代遗留。结合有关典籍记载，风穴寺极可能始建于东汉初平元年。陕北地区地处黄河河套之南，北临鄂尔多斯高原，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西依子午岭与甘肃、宁夏接壤，南接关中盆地。该地区目前经过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存均属于仰韶后期文化阶段。本文根据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地理环境特征将其划分为三个小区，在小区分期的基础上将陕北地区仰韶后期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从日常生活器类来看，受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海生不浪类型影响明显，但居址和葬俗与甘肃东部地区阳坬类遗存相似；第二阶段秃尾河—窟野河流域受到内蒙古中南部阿善三期类型强烈影响，无定河流域虽仍受到甘肃东部等地区的影响，但在前期基础上有所发展；第三阶段无定河及其支流大理河流域石城聚落大量出现，关中地区的影响也到达无定河流域及以南的洛河流域。1年1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荥阳市博物馆在荥阳市苜蓿洼村西南部的檀山阳坡发掘了晚唐墓葬1座，墓主为晚唐秀才卢珰。卢珰墓为长方形斜坡墓道洞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形制较小。出土有陶塔罐盖、陶饼、白瓷碗、白瓷执壶、铜钥、铁尺、骨梳、风字砚、墓志。随葬品虽不甚丰富，却十分精致，与卢珰出身名门但家境一般的境况契合。根据墓志的记载，卢珰的曾祖、祖父、外祖父、均为唐朝官员，其外祖父为太傅，身份尤为显赫，然此四人未见载于史书，故墓志可补史书之缺。卢珰为范阳卢氏之后，其外祖父家为赵郡李氏，范阳卢氏与赵郡李氏为有唐之望族，墓志亦对研究唐代世族有着重要价值。卢珰墓未经盗扰，保存较好，出土器物时代明确，为郑州地区晚唐墓葬断代提供了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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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可移动文物普查过程中，国家博物馆图书馆文物库房发现线装日记手稿《东游琐记》一册。此日记未注明写作年份，记录日期从八月二十日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止。日记记录了作者从家乡成都出发东渡日本求学的事宜，涉及留学的准备过程、航行路线、途中见闻、交往的人物以及到达日本后购置的书籍书目与食宿、学费、买书购衣的花销等内容。通过对《东游琐记》内容与作者背景、反映的人物关系、行文风格与笔迹三方面考证，本文认为，《东游琐记》作者正是晚清学者吴虞。吴虞，近代思想家、学者，早年留学日本，因五四时期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而产生较大影响。胡适称他为"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本文在讨论广西平南六陈镇汉代冶铁遗址群"碗式"炼炉的炉形、性质、冶铁生成物及冶炼技术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广西的"碗式"炼炉的起源与世界其他地区"碗式"炼炉的起源途径相同，是西亚地区"碗式"炼炉对外扩散的结果，其传播线路是沿印度洋经由西亚、南亚、东南亚传入。12年，阿敦乔鲁遗址发掘了3座大型建筑遗迹和9座石板墓。出土了陶器、石器、铜器以及包金铜耳环、石人等遗物。遗址与墓葬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间，属于青铜时代早期。这批材料对揭示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面貌、探索新疆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及与亚欧草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各地汉墓出土的陶灶形制多样，大致可分为九个类型，每类陶灶都有其明显的分布区域，各区域的陶灶形制、装饰特征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有密切的关系。汉墓中出土的带足灶为文献中的"行灶"，三峡地区的多火眼灶是煮盐所用的"龙灶"。陶灶是汉文化统一多样性的明确体现。

汉代是我国煤炭利用的个高峰期。河南汉代煤炭利用及开采技术趋于完备，燃用技术日臻成熟，实现了多领域、广地域、规模化开采利用；煤炭成为商品，产供销链形成，开采利用产业化发展，标志着古代煤炭业基本形成，煤炭利用进入新阶段；这种状况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历史必然。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洛阳及周边地区燃煤遗址的集中程度、燃用的普遍程度为全国所仅见，代表了汉代的先进水平。但煤炭的利用并未改变"以柴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限。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在考古学上包含了主体文化与地方文化、高等级与低等级阶层文化等双层内涵。"汉制"是大传统的集中代表，而其正是在充分吸收地方小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等级转化方面，东汉帝陵较好地体现了对中下层阶级墓葬文化的吸收。"汉制"在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对小传统又持续产生了诸多影响，尤其是在郡县制、编户齐民的体制下，经由循吏推行教化，其普及和传播的速度远远高于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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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村遗址是一处以宝墩文化和十二桥文化遗存为主的遗址。宝墩文化遗存有灰坑、灰沟、墓葬、房址、卵石堆等，出土了花边口沿罐、高领罐、尊等大量陶器以及少量石器，属宝墩文化一期。十二桥文化遗存有灰坑、灰沟、窑址、灶、墓葬等，出土陶器以小平底罐、敛口罐、矮领罐、簋、瓮、尖底杯、尖底盏为主，属十二桥文化一期晚段。11~212年，邺南城南郭城区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发现了寺院中轴线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和东南院的中轴线大型建筑基址等。在邺南城东郭城区还发掘了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数千佛教造像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和唐代。这些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邺城作为6世纪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6年4~7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对枣树沟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量先周时期的灰坑、房址、墓葬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特征明显，为研究先周文化提供了一批新资料；对于探索古"豳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江西萍乡的田中古城至少历经西周、春秋两个时期，其考古学文化背景是江西印纹陶文化。虽然该城的国属难以考订，但其族属应与"百越"相关。该城的衰落，很可能是楚国南侵所致。城址的废弃或将楚国势力跨过长沙向南发展并进至株洲、澧陵一线的时间确立在公元前55年前后。该城址是春秋时期楚文化与百越文化接触与融合的见证。墓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天井、墓门、甬道、墓室等组成，出有陶器、瓷器、铁器等遗物。墓为砖砌仿木结构双室墓，墓室内仅余一合墓志及少量遗物。墓主为辽初汉姓贵族、曾任节度使的通事耿崇美及夫人耶律氏。两座墓的发掘对研究辽代兴中府汉姓贵族家族史及其联姻关系有重要意义。1年4~7月，对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沉船进行发掘。发现的船体纵长约27米，有17道隔舱板和16个隔舱。发掘出水各类遗物1万余件，以漳州窑青花瓷为大宗，应为漳州窑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产品，沉船所属年代与此大致相同。"南澳Ⅰ号"沉船的发掘为研究不同地区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证据。山西绛县横水、翼城大河口两处周代墓地为近年商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学术界对其性质认识尚不一致。文章从考古角度出发，结合出土文献与历史文献，分别从两处墓地的文化特征、存在时间及所处地域等方面，对其性质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这两处墓地应隶属于晋国的"怀姓九宗"中的两宗，其墓主在商末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周灭商后被周王赐予叔虞，目的是更好地对其进行管理。及至春秋初年，其在晋国嫡庶之争中力助嫡系，后为庶系所灭。9年秋在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铜山牌发掘的冶炼遗址，发现了炼炉、灶、半地穴房址、灰坑等遗迹，以及大量炼渣堆积和陶、瓷器残片，是皖南地区首次发掘的唐代冶铜遗址，为研究该地区唐代冶铜业提供了实物资料。96年初，扶风县徐家河村发现西周墓葬群，出土文物18件。本文对徐家河出土文物进行了简要介绍。这批文物的出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周原遗址的范围、遗址分布情况提供了重要信息，同时也为研究西周、车马器、生产工具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铜禁是我国西周开始出现的新式青铜器，自上世纪初开始发现，但对其起源、定名、用途等问题学术界存在诸多分歧。本文根据目前我国已发现的五件铜禁，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铜禁的起源、定名、用途、使用年代、使用者身份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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