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中国品牌出海的另一个动力是基于国内人力资源特色的转型发展。“中国目前的初级劳动力逐步减少，工厂数量不可能大增。很多岗位也必须被自动化所替代。那么自动化需要什么？自动化需要型号少，数量大。这个就需要品牌，需要品牌爆款。”项乐宏说。

　　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1000万的毕业大学生、强大的港口基础，都表明中国的制造业基础强盛。“这种海量的人力资源优势，叠加谷歌、FACEBOOK、TT等平台的推动，去亚马逊化会使得这个(出海)浪潮更猛、更长，时间持续更久。品牌出海的精彩案例也会更多。”

　　曾经，德国制造的隐形，在于切入一个个细小的利基市场，砥砺创新、深耕细作，方成其大；而若干年后，回顾成功穿越周期、锚定利基市场的出海“隐形”们，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2022年，他们又在经历怎样的沉浮起落？数字贸易，包含贸易方式数字化(即数字订购与数字交付)及贸易对象数字化(即数字服务贸易与数字平台贸易)，已经取代制成品贸易、中间品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达3.17万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比重由2011年的48%提升至63.6%，并预计在2030年该占比提升至75%。

　　同时，全球数字贸易的集中度也在不断提升。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相关报告，2014年至2020年，数字服务出口前10位国家市场占有率由64.6%上升至66.1%，进口前10位国家市场占有率也由49.5%上升至51.8%。一国在全球数字贸易领域中的地位、影响力直接影响未来国际竞争格局。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试图通过发起或参与区域贸易协定制定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构建话语权、表达数字贸易领域诉求。如，美国通过《美墨加协定》与《美日数字贸易协定》强调数据自由化，欧盟通过与日本、英国、墨西哥等国的贸易与合作协定强调有效保护和监管下的数字贸易自由化，新加坡通过《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突出其对数据流动、数字贸易领域自由开放的重视。

　　我国数字贸易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贸易进口规模达到6658.2亿元人民币，出口规模达到7893.5亿元人民币。商务部预计，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将逾4000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超过50%。数字贸易也出现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我国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工作重点。为此，我国对外积极争取数字贸易治理话语权，于2021年11月向DEPA保存方新西兰提出正式申请加入DEPA。

　　临港新片区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何以可能

　　2021年，浙江、北京先后发布了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浙江方案依托其传统贸易基础优势及数字贸易先发优势，形成“三区联动”，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新动能，推动数字贸易国际化发展。北京方案则试图通过数字贸易区建设，加快试点示范与政策创新，吸引数字领域高端产业落地，将北京打造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先导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