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沈晨岗也提到，尽管我们和东南亚各国在文化上存在相似性，但也要看到东南亚各国之间在法律、政策、宗教、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甚至地缘政治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对中国企业的本地化能力和跨地域成长带来很大挑战。
疫情、瓶颈与规则
在疫情扰乱全球航运的大背景下，2021年的船荒问题持续，运输成本上升给跨境电商带来冲击。
沈晨岗表示，疫情冲击了物流供应链，船员用工紧张、运输需求增加使得供需失衡，大量产品在码头积压，部分外贸卖家面临交付难、回款难的困境，资金周转压力陡增。集装箱运费持续暴涨，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SCFI)于2020年7月至2021年7月一年内上涨了近6倍，达到了7395美元，导致海运物流成本大幅提高，压低企业利润。
“但是，这也让海外仓这一海外营销的重要节点和外贸新型基础设施迎来发展窗口期，目前已成为国家鼓励发展的、重要的物流履约模式，在时效、成本、购物体验等方面优势显著。‘支持建设一批海外仓’还被写入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战略意义可见一斑。”沈晨岗说。
除了疫情影响，沈晨岗认为，地缘政治风险，从准入难度到关税壁垒都对中国出海企业造成一定压力。另外，海外平台监管收紧也让中国卖家转型变难。去年亚马逊封号事件的爆发和后续发酵，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思考自身的经营策略，希望尝试“纯铺货卖货”到“建立自有品牌”的转变。
“国内已有品牌出海时，应对海外市场变化不够灵活、行动力不够快。原生出海品牌缺乏基础资源能力和耐心。而在亚马逊等平台政策收紧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需要重视出海品牌建设，要从平台站铺货的赚快钱模式，转道起步难但后劲强的DTC模式(即Direct-to-Consumer直面消费者)，或者至少是开启双站平行的模式。从业人员的视野和能力还需要不断提高，跨境电商赛道需要更多兼具国际视野、营销洞察和技术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才能真正提高海外营销策略和本地化能力，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在全球标准和规则方面，沈晨岗认为，应该加快国内国际规则衔接，特别是在消费者权益、跨境交付、个人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