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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周年，国与国民即开始纪念，形成典型的"九一八"纪念话语，其思想内涵主要集中于关注东北以纪念国耻、宣传国耻以凝聚精神、振奋精神以侮救国，其目的在于为全国抗战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纪念话语取得应有的宣传效果。
"九一八"纪念有其功能和价值，但不能过于夸大其效能。
国家博物馆藏稿本《曾幕文牍》两册是同治五年(1866年)至八年(1869年)由曾国藩幕僚起草、经曾国藩本人核改的信稿汇编，收录251通信函，收信人涉及94位晚清政界、军界重要人物。
首先，结合曾国藩文集和吴汝纶文集等材料，梳理曾国藩与吴汝纶关系，确定文牍应系吴汝纶家藏。
其次，整理曾国藩批示、修订。
他要求幕僚拟信时确定收信人称谓一致、回复军政要务信函需参阅相关稿札、尽快回复与战事相关信札、指明删改原因等；对信札的修改主要是文字的考证辨析、具体内容的修订等等，这些体现他务实但又一丝不苟的办事原则，对了解曾国藩生平、幕僚情况、交友等问题，具有珍贵史料价值。
*后，校勘《曾国藩全集》收录信函，发现全集未收信件169通。
文牍作为拟信底稿，保存了文字的原始状态，对于补充全集等已刊信函的缺失内容、确定缮发日期、校订脱文和衍文，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
15年3月，山东省济阳县垛石镇前刘村发现两座东西并列的唐代家族墓葬。
两座墓葬的形制均为带墓道的圆形穹隆顶砖雕墓；M1为单室，M2为双室。
M2出土的墓志中记载墓主人为顾忖，生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卒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
顾忖先后任官黄县尉，东光、章丘、临济县令。
其家族是魏晋时期名门士族，多出官吏，涉及多位重要历史人物。
M2是济南地区首次发现的有明确年号的唐代砖雕双室墓，墓葬的形制、结构、砖雕风格均极富特色，为了解唐代穹隆顶双室墓提供了详细资料。
墓志中记载墓葬的年代，准确解决了唐代墓葬考古上的断代问题，具有标尺意义。
前刘村唐代家族墓的发掘，为了解济阳的地名沿革提供了重要资料，填补了现存《济阳县志》只能较为详细地记录到金代的历史；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当地水利水文、自然环境变迁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两周，尤其西周时期是两汉时期成熟葬玉制度的肇始，也是葬玉制度发展*为重要的时期之一。
多元化的葬玉制度在战国时期逐渐走向统一，为两汉葬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即从两周出土的葬玉种类及玉器出土位置等情况入手，分析总结这一时期葬玉与葬玉制度情况。
南关外遗存是夏商考古中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
由于发掘原因导致晚期地层中混入早期遗物，因此研究者在判断该遗存的年代、属性、来源时产生了诸多分歧，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称谓。
这些分歧出现的原因除了与发掘资料的解读不同外，还受制于研究者对商文化和先商文化如何界定、商文化来源于哪里、夏商如何分界和夏、商文化是否同源等问题的认知差异。
分歧也暴露出考古学概念使用中的混乱和考古学基本方法与理论存在的局限性。
研究者在考古发掘中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阐释过程中尽可能遵守表述规范，并结合更多的科学手段进行理论创新，以突破研究因素复杂考古学对象时所面临的囧境。
许昌地区出土的唐代铜镜，题材丰富，造型多样。
以圆形为主，葵花形、菱花形次之。
个别铜镜的纹饰、造型比较罕见，可补资料之缺，为唐代铜镜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城头山遗址作为2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因发现屈家岭文化城址和大溪文化城墙及汤家岗文化水稻田而，号称"城"。
城头山地区文明为本土文化发展起来的原生型文明。
作为早期邦国文明，城头山地区文明起源经历了农耕聚落—中心聚落—邦国三个阶段。
城市(包括礼仪建筑)、文字、服饰(包括玉佩饰)是城头山地区文明起源的要素和形成的标准。
城头山地区文明向成熟文明发展*后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
城头山地区邦国文明的产生是早期文明产生的一种模式，在长江中游乃至早期文明起源中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早期文明经历了一个小国寡民式的邦国文明阶段。
包括相关水系和给排水系统在内的城市用水系统是东周王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东周王城郭城外和宫城外都有环绕一周的由河道与人工壕沟构成的城壕。
而从瞿家屯遗址可以看出，东周王城城内应有完善的给排水系统，这对于正确认识东周王城的布局形态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以进一步深化东周王城的研究。
通过探讨城市用水系统，不仅可以从中窥得东周王城的城市布局和规划理念，而且对现今的城市规划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江西萍乡的田中古城至少历经西周、春秋两个时期，其考古学文化背景是江西印纹陶文化。
虽然该城的国属难以考订，但其族属应与"百越"相关。
该城的衰落，很可能是楚国南侵所致。
城址的废弃或将楚国势力跨过长沙向南发展并进至株洲、澧陵一线的时间确立在公元前55年前后。
该城址是春秋时期楚文化与百越文化接触与融合的见证。
墓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天井、墓门、甬道、墓室等组成，出有陶器、瓷器、铁器等遗物。
墓为砖砌仿木结构双室墓，墓室内仅余一合墓志及少量遗物。
墓主为辽初汉姓贵族、曾任节度使的通事耿崇美及夫人耶律氏。
两座墓的发掘对研究辽代兴中府汉姓贵族家族史及其联姻关系有重要意义。
1年4~7月，对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沉船进行发掘。
发现的船体纵长约27米，有17道隔舱板和16个隔舱。
发掘出水各类遗物1万余件，以漳州窑青花瓷为大宗，应为漳州窑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产品，沉船所属年代与此大致相同。
"南澳Ⅰ号"沉船的发掘为研究不同地区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证据。
金银平脱是一种将髹漆与金属镶嵌相结合的工艺技术，是我国古代的器物装饰技法。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金银平脱技术是由*早出现于商代的金银箔贴花技术发展而来，经由战国、汉代较长时期的发展，到了唐代，这一工艺已得到创造性的运用，成为极具时代特点的器物装饰技法，对后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后世相关装饰工艺产生了很大影响。
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底始，清陆续对贵州地区的卫所进行"州县化"裁撤归并。
贵州卫所的裁撤，一方面促使军事卫所向地方府、州、县行政合流，从而影响了清代贵州行政区划的改制与重建；另一方面又涉及地方社会的诸多变动。
在此过程中，屯田迁改、屯赋划一等问题的处置*为关键，体现出明清卫所民化问题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本文重点探讨清代贵州卫所裁撤后的屯田处置问题，并对卫所屯田的赋额变动、屯田买卖以及国家应对等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随着清代卫所屯田归并于州县，原本高额的屯赋却未能随着军田民地化的过程与地方州县赋税实现均等划一，屯赋数倍于民田科则的局面一直有所残存，屯田与民田、屯地与民地之间的差异引发的屯赋征收不合理成为困扰官民的一大难题。
伴随着屯田买卖的出现与发展，虽然国家严厉禁止私下典售，但军屯土地私有逐步得到法律认可，屯田的真正"民化"之势已不可遏制。
河南府文庙建筑群位于洛阳市老城区东南隅文明街中段，系明嘉靖六年在宋代府儒学搬迁旧址上修缮和扩建而成。
其中的戟门、大成殿两座木构建筑在明代修建过程中，仍保留有早期建筑构造和做法，其建筑构造特征对研究中原地区早期木构建筑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长柄香炉是古代佛教活动中常用的焚香之一。
一般由炉身、长柄、底座三部分组成，炉身呈高足杯式，随着时代的变更长柄末端的样式有所变化。
本文以考古出土和传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时期的长柄香炉为中心，根据文献记载考证其器名称，将考古发现的实物与同时期佛教石窟壁画、雕刻中的图像相对比，探讨长柄香炉起源、形制演变及其与香盒之间的组合关系。
同时考察其对韩国、日本的影响。
本文对姜寨期房屋遗迹进行初步考察，确认了构成姜寨期聚落的5组房屋群之间的分界、各组房屋群的数量，每组房屋群皆由大型、中型和小型的房屋组成，且以小型房屋数量*多，中型和大型房屋数量较少。
同时了解到各组的房屋建筑形式均以圆形地上和方形半地穴为主，而且房屋呈向心分布，门向均朝向聚落中心的广场。
姜寨期聚落俨然是一个完整的史前社会组织。
西汉时期邯郸位列"五都"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居延汉简编号26.29记载的"邯郸铫"，经考证应为在汉代赵国都城邯郸生产的一种铜制炊具，这枚汉简是研究汉代邯郸铸铜业的珍贵史料，反映了西汉邯郸铸铜业的发达。
结合其他出土青铜器分析，自战国至汉代邯郸铸铜业经历了一个从以为主到以生活用具为主的发展过程。
清代州县差役承担着州县的田赋催征、漕粮征收、差徭征派等各项繁杂事务，是州县赋税征收职能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一环。
正因为差役是州县赋税征收的直接执行者，他们恣意扰害、勒索乡民，贪赃舞弊手段层出不穷。
究其原因，要从清代的社会制度角度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