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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尊、疑卣两器为周成王晚期器，二器同铭，其铭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卜噩侯"涉及到西周王朝于成王晚期时建噩侯之事。此事亦能反映出周初建"侯"制度的某些规制。周人建"侯"并选其驻地，也要通过占卜而确定下来，"侯"的任命权与防区的划定直接归属王朝。早期的噩侯在今湖北随州安居镇羊子山附近，说明周人很早便扩张到汉东地区并建"侯"加以守卫。"宋伯"一称，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便已出现，然此器铭所指应与殷商时期的不同，其人应是首位宋邦邦君宋公稽，出身于属殷遗的微氏家族。宋邦所在的位置亦属西周王朝的边域地带，其地直接面对淮水下游偏北的淮夷，是为周人把守东南门户的诸据点之一。然以目前所知材料，宋邦邦君未有西周王朝之"侯"职。这表明不是所有边域的邦君皆是"侯"，具有邦君地位的贵族未必均获授予王朝的"侯"职。
汉代吉语文字瓦当大量使用于西汉中晚期，东汉时期已较少使用。汉长安城内外宫廷、离宫、陵寝及官署、机构等建筑上吉语文字瓦当使用数量和种类*多，也*具代表性。地方诸侯国及地方城邑内各类建筑上使用的吉语瓦当较少，内容多集中在"千秋万岁"或类似的内涵。以三杨庄遗址第二处宅院为代表的当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较富裕者的住房上也使用"益寿万岁"等吉语文字瓦当。汉代对吉语文字瓦当的使用可能没有十分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对使用者身份、地位等有一定的限制。东汉至南北朝的陶瓷烛台造型可分为动物类、几何类和植物类。前两类烛台形制较为丰富，植物类相比于二者形制较为单一。动物类烛台在东汉、三国、两晋时期较长时间存在，几何类和植物类主要在南北朝时期出现，存在时间较短。在文化因素上，烛台*重要的部件是烛管，不同时期烛管形制的差异，与不同时期对不同类别的蜡烛使用有关。烛台高度也因应后来人们垂足而坐的新变化。在纹饰上，动物类烛台纹饰较为繁复，植物类烛台次之，几何类烛台极少。在地域分布上，南方烛台形制及数量远较北方的丰富，南方地区的陶瓷烛台中，福建地区的烛台地域特色鲜明。整体上来看，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人们在解决陶瓷烛台的蜡烛直立性和外溢蜡液的收集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为后世在这两个方面的突破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对《通史陈列》及其三次大修改的回顾，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反思。认为《通史陈列》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按社会经济形态分期，以历史为内容，以文物为佐证，以辅助展品为必要手段，展示自远古迄清朝的历史概貌，是以教育为目的的历史陈列。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古雪轩图》，系清代乾隆朝皇六子永瑢为其上书房师傅倪承宽所作的山水画卷。此图绘制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时永瑢等诸位皇子及师傅正扈从热河避暑山庄，师生共同欣赏前代画作之余，永瑢应邀完成此作。画卷描绘了倪承宽故乡杭州的"古雪轩"书斋图景，且于画卷诗塘及裱边处，乾隆诸位皇子均有题跋。此件绘画作品，让我们窥视到史书志乘中鲜有记载的皇子与上书房师傅之间真诚的师生关系，是一件兼具艺术与文物价值的珍贵文物。本文力图通过对上书房择选授业师傅、陪扈热河等相关制度的梳理，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还原《古雪轩图》绘制时的历史背景，探究文物背后的历史价值。此外，本文拟借助永瑢等诸位皇子与师傅互赠诗文书法等交往互动的相关资料，揭示其时以上书房为中心，业已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文化交游圈。上书房师生诗文书画等日常生活的交流，加之因共同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所结成的共事利益关系，使得这个交游圈得以巩固传承。大足北山佛湾第137龛是一铺南宋绍兴時期所作阴刻线描画。该作依据《维摩诘经》而绘，完整地表现了文殊问疾维摩的情景。目前虽有漫漶，但仍保存了大部分内容，尤为可贵的是，画面留有关于画工、刻工、主持人、功德主、制作年代等诸多题记，信息涉及有关该作图像、历史、信仰等问题，是研究晚期佛教美术不可多得的案例。宋、明、清等历代文献及今人一些著述对此经变有程度不同的载录与探讨。然经检索，发现各类文献对此经变的记载不仅失之粗略，还出现诸多纰漏与错讹，更令人忧心的是，某些谬误被学界所忽视，并以偏为正，粗率因袭，以致以讹传讹。鉴于此，本文通过田野考察与文献甄别，对各类错讹予以商榷补正，并对经变之内容、粉本、作者等问题加以考述。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以建议国共同祭黄帝陵、向延安派出考察团、暗中资助红军军饷形式，以响应蒋介石建议、强调"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热情接待考察团等形式，为达成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抗战初期，国共之间，尤其是在第二战区，军事上有过很好的协同，军政人员之间有过很好的交往。为了维护国共合作，自行解散设在国党政系统的秘密党组织。国生摩擦的原因是国共抗战路线不同，国害怕力量壮大后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以皖南事变后国民停发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军饷为标志，开始了抗日完全独立发展阶段。